
- 用户名:魔天居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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鸦片战争前夜的思想界和学术界,万马齐喑,少有生气。多数士人沉溺 在八股制艺、汉学宋学中,于国计民生,渺不相涉。但一些有识之士看到社 会险象环生,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,常聚首宏议,慷慨悲歌。他们以天下为 己任,不满于汉宋学的空疏无益,主张关心民瘼,开始提倡经世致用思想。 嘉道时期,经世思潮的兴起已经引人注目。1826 年,由贺长龄、魏源编纂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问世,集中反映了经世思潮的发展成果。到第一次鸦片战 争前后,推动倡导经世思潮的代表人物,除了贺、魏外,还有陶澍、林则徐、 龚自珍、姚莹、包世臣、何秋涛、张穆、徐继畬等人,形成了地主阶级中的 经世派。 经世派倡导经世思想,着力点有二:一是讥切时弊;二是倡言社会改革。 经世派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,对社会的积弊沉疴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抨 击。在他们的笔下描绘出清王朝吏治败坏、军备废弛、社会经济凋零、道德 沦丧的真实情景,反映出广大人民对清朝腐朽统治的强烈不满。其中,龚自 珍的抨击最具力度。龚自珍(1792——1841),字璱人,号定盦,浙江仁和(今杭州)人。他不仅无情地鞭挞清朝统治的黑暗腐朽,而且进一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。龚自珍认为,“左无才相,右无才史,阃 无才将,庠序无才士,陇无才民,廛无才工,衢无才商”,①“即人才的枯竭, 是当时社会衰堕的主要征候;而造成人才枯竭,道德沦丧的原因,是君主的 “乾纲独断”。他说:“昔者霸天下之氏,称祖之庙,其力疆,其志武,其 聪明上,其财多,未尝不仇天下之士。去人之廉,以快号令;去人之耻,以 嵩高其身;一人为刚,万夫为柔,以大便其有力。”②这种批判触及到了封建 社会的实质性问题。 在讥切时弊的同时,经世派还探讨了如何使国家振衰起弊的问题。他们根据儒学的“变易”观,提出了“变法”主张。龚自珍大声疾呼:“一祖之 法无不敝,千夫之议无不靡,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,孰若自改革?”③魏源也 强调:“变古愈尽,便民愈甚。”④他们试图在不根本变革封建制度的前提下, 通过实行局部性的社会改革来兴利除弊,使清王朝摆脱危机。具体地说,便 是提倡“实政”、“实学”,企求匡世济民的实效。所谓“实政”、“实学”, 是指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一切政务和学问,诸如漕运、盐政、农事、河工、 兵制、刑律、吏治、科举及边疆地理等。所以龚自珍的《农宗》、《平均篇》、 吴铤的《因时论》、汤鹏的《浮邱子·医贫》等,都提出了各具特色的“均 田”、“限田”主张,以期缓和当时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问题。包世臣在《说 储》、《青口议》、《庚辰杂著》等著作中,主张在发展农业的同时,也要 ① 《乙丙之际箸议第九》,《龚自珍全集》,第 6 页。 ② 《古史镕沈论一》,《龚自珍全集》,第 20 页。 ③ 《乙丙之际箸议第七》,《龚自珍全集》,第 7 页。 ④ 《默觚下·治篇五》,《魏源集》,上册,第 48 页。 重视发展工商业,阐述了“本末皆富”的道理;魏源的《筹漕篇》、《筹鹾 篇》、《筹河篇》,以及林则徐的《畿辅水利议》等,都对治理漕、河、盐 三大政作了有益的探讨。至于何秋涛的《溯方备乘》、张穆的《蒙古游牧记》 等书,则对我国的边疆地理及与邻国的关系作了开拓性的研究,提醒国人加 强边疆建设,抵御外来之敌。 鸦片战争后,中国面临着西方的侵略,民族危机日亟;同时,欧风美雨 东渐,又为时人提供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。由是,经世派中一部分人开始向 西方寻求救国之道,从而为传统的经世思想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。在这方面, 林则徐、魏源、姚莹、徐继畬最具建树。 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者,不仅主张坚决抵抗外国侵 略,而且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。他在广东主持禁烟的过程中, 较早地摆脱了封建士大夫盲目虚骄的心理,为了解“夷情”,“日日使人刺 探夷事,翻译夷书,又购其新闻纸。”①林则徐主持翻译了《澳门新闻纸》、《华事夷言》,又把有关外国史地的资料译成《四洲志》。他还注意学习西方船炮技术,不仅购置西方船炮以为我用,而且组织人力摘译有关船炮操作 的资料,以便仿造西式战船。林则徐以钦差大臣之尊,力倡探求域外新知, 开了风气之失。他被清政府遣戍新疆伊犁后,亲自踏勘天山南北,积极组织 当地群众兴修水利,发展农业生产,并以兵农合一、屯垦戍边的办法,谋求 增强西北边疆的防御力量。 魏源(1794——1857),字默深,湖南邵阳人。他与龚自珍、林则徐等交往甚密,提倡经世之学。他曾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《皇朝经世文编》, 助两江总督陶澍筹议漕运、盐政、水利诸政。鸦片战争期间,他参加浙东抗 英斗争,后退而著述,在《四洲志》的基础上增补中外资料,于 1842 年撰写 成著名的《海国图志》50 卷(后扩为 100 卷)。这部著作较为系统地介绍了 世界各国的地理、历史、政情,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,并提出了“师 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。魏源批评守旧者虚骄尚气,“徒知侈张中华,未睹 寰瀛之大。”他认为,要强国御侮,首先要“洞悉夷情”,了解世界。应当 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,面对现实,承认西方有值得中国学习的“长技”。他 说:“夷之长技三:一战舰,二火器,三养兵练兵之法。”①魏源建议,在中 国设立兵工厂和造船厂,聘请“洋匠”来华施教;同时,译西书,改革科举 考试制度,培养新式人材。他期待这样就可使西方“长技”尽为中国所得。 魏源肯定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,热情赞扬了三元里人民 的抗英斗争。他对在战争中暴露出的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,深为不满,要 求改革内政,“去伪,去饰,去畏难,去养痈,去营窟”,做到“以实事程 实功,以实功程实事。”②魏源最早从观念形态上提出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 鲜明主张,对其时和后来的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《海国图志》流传 到日本,也助益了日本的明治维新。 姚莹(1785——1853),字石甫,安徽桐城人。鸦片战争期间任台湾道, 为抵御英军侵略作出了贡献。战后,他积极探求域外新知,“筹制夷之策”。 1845 年写成《康輶纪行》一书,介绍中国西南边疆及外国一些地区的史地风 ① 《夷艘入寇记》,《鸦片战争》第 6 册,第 111 页。 ① 魏源:《筹海篇三》,《鸦片战争》,第 5 册,第 567 页。 ② 《海国图志叙》,《魏源集》,上册,208 页。 情,告诫国人警惕英国侵略野心,主张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,学习西方的数 学、天文学等“长技”。姚莹自谓,“喋血饮恨”著《康輶纪行》,目的是 在于“欲吾中国童叟,皆习见习闻,知彼虚实,然后徐筹制夷之策。”“冀 雪中国之耻,重边海之防,免胥沦于鬼域。”③这与魏源著《海国图志》的爱 国动机是一样的。 徐继畬(1795——1873),字健男,山西五台人。1848 年于福建巡抚任 上成《瀛环志略》10 卷。全书以图为纲,依次介绍世界各国的疆域形胜、风 土人情及历史变迁。卷帙虽远逊于《海国图志》,但选材更为翔实精当。《瀛 环志略》是继《海国图志》之后出现的又一部介绍世界史地的重要著作。王 韬说:“近来谈海外掌故者,当以徐松龛中丞之《瀛环志略》,魏默深司马 之《海国图志》为■矢,??此诚当今有用之书,而吾人所宜盱衡而瞩远者 也。”① 汉宋学的合流 在鸦片战争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由封建统治阶级支持的汉学和宋学仍 然在学术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。汉学又称考据学、朴学,曾在乾嘉时期鼎盛 一时,成为清代的显学。嘉道以后,汉学弊端尽露,受到广泛的批评,开始 步入衰途。不过,它余威尚炽,仍然保持着一支人数可观的著者队伍,在经 学、小学等研究领域中,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不绝于世。宋学,又称理学、义 理之学,或性理之学,开创于宋代。由宋至明,这一学派分为程朱派和陆王 派。自南宋后,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,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扶植。清初, 理学在清王朝的支持下一度显赫,后因汉学的冲击,被多数士人所冷落,沉 寂了百余年。但到嘉道年间,理学士人承汉学衰落之际,大力倡导,又使程 朱理学出现了复兴的局面。许多理学家把汉学看作理学复兴的最大障碍,不 遗余力地予以抨击,重新挑起了汉宋之争。方东树(1772——1851)的《汉 学商兑》(成书于 1826 年)是抨击汉学最激烈的著作。作者在书中用程朱理 学的观点对汉学进行了全面、系统的批判,斥责汉学“启后学空疏之陋,” 危害胜于“洪水猛兽”。②在《汉学商兑》的影响下,一些理学中人纷纷著书 立说,抨击汉学,扬宋抑汉的风气在学界形成。 19 世纪 50—60 年代,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,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,试图以此收揽人心,挽救统治危机。北京政 变后,清政府为了树立“正人立朝”的形象,大量起用讲求理学的大臣。曾 被闲置的倭仁、李棠阶、吴廷栋等理学宿儒先后调入中央,委以重任。曾国 藩被授为钦差大臣、两江总督,掌握了很大的军政权力。各地也都出现了不 少理学名士,由是理学势力益盛。 此期的理学营垒大致分为两个主要的派别:一是以倭仁、李棠阶、吴廷 栋为首的主敬派;一是以曾国藩为首的经世派。 理学主敬派是理学营垒中的正统派,以儒学正宗自居,主张以程朱的道 德论为中心来发挥理学思想。他们认为,天下国家是靠人心来维系的,而人 ③ 姚莹:《复光律原书》,《东溟文后集》,卷 8,第 11 页。 ① 《弢园文录外编》卷 9,中华书局 1959 年版,第 273 页。 ② 方东树:《汉学商兑》卷下,第 29 页。 心的善恶则取决于学术的正邪。他们把程朱理学视为唯一的“正学”,试图 以此统一整个学术界。由于过分强调道统、学统的纯洁性,主敬派带有较强 的门户之见。他们论学除了探讨道德修养的一些问题外,就是热衷于各种学 术上的论辩,如程朱陆王之辩、君子小人之辩、“夷夏”之辩、义利之辩等。 在思想方法和治学方法上,他们表现得比较拘谨和守旧,满足于重复程朱的 一些思想结论,缺乏理论上的创新精神。 理学经世派就是理学的革新派。早在嘉道年间,活跃在湖南的理学士人 如贺长龄等就开始倡导“义理、经济”合一的主张,企图以经世之学的“实”, 来济程朱理学的“虚”。曾国藩后来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,成为晚清理学 经世派的代表人物。他把“经济”从“义理”中独立出来,将它与“义理”、 “考据”、“辞章”相并列,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。他说:“为学之术有四: 曰义理,曰考据,曰辞章,曰经济。”①从而对姚鼐曾经提出的儒学由义理、 考据、辞章三大部分组成的观点作了重要的发展。理学经世派具有地主阶级 改革派的思想特征,知权达变、崇尚实务、注重事功。此外,他们为学少门 户成见,主张对程朱以外的各学兼容并包。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能在一定程度 上接纳西学(主要是西方的自然科学),表现出时代的眼光。 汉宋学由对峙走向合流,是同光时期学术领域出现的新动向。这是由双 方有识之士共同促成的。宋学方面的曾国藩、朱琦等提出了以下汉宋调和的 理由:一、汉宋学都是孔门儒学的的一部分,二者殊途同归,都能通向“圣 人之道”。朱琦说:“学之为途有三:曰义理也,考订也,词章也。三者皆 圣之道也。”①二、汉宋学宗旨相同。曾国藩把汉学宗旨概括为“实事求是”, 把宋学宗旨概括为“即物穷理”,认为二者的基本精神都是“务实”。他说: “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。”又说:“即物穷理云者,古昔贤 圣共由之轨,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。”②他们对以往旷日持久的汉宋之争表示 厌倦,主张通过调和汉宋学来解救儒学面临的危机。汉宋调和的观点在汉学 营垒中同样得到响应。不少汉学家放弃了固守门户的立场,开始对乾嘉汉学 进行反省,肯定在经学研究中有必要借鉴宋学的某些方法。陈澧、黄式三、 王先谦等人都是汉学派中主张汉宋调和的代表人物。 在汉宋调和的学风影响下,一些学者著述兼采汉宋,体现了同光时期传统儒学发展的新趋向。 ① 曾国藩:《劝学篇示直隶士子》,《曾国藩全集》,诗文,第 442 页。 ① 朱琦:《辩学上》,《怡志堂集》,卷 1,第 1 页。 ② 曾国藩:《书学案小识后》,《曾国藩全集》,诗文,第 165、166 页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