洋务运动的产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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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务，又称夷务，其时泛指包括通商、传教、外交等在内与西方资本主 义有关的一切事务。洋务运动，则是指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，自上而下推 行的一场以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、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，以富国 强兵为目的的自救运动。它肇端于 19 世纪 60 年代，到 90 年代告一段落。涉 及的范围十分广泛，包括制造枪炮船舰、编练新式海陆军、兴办近代工矿交 通企业、举办新式学堂、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等。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主持者对 西方国家和西学认识的深化，洋务运动的重点前后有所不同。前期（60 年代至 90 年代）以“自强”为主，重在创办使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 军队，力图建立一套新的防务体系；后期（70 年代至 90 年代）除继续进行 “自强”活动外，又在“求富”的口号下，逐渐兴办工矿、轮船、电报、铁 路和纺织等民用工业。同时，还举办了一批新式学堂，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和 翻译西方书籍等等。 　　洋务运动的产生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，中外关系的新调度和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诸多因素汇聚的结果。作为一场自救运动，它体现了清政府应付 历史变局的一种抉择。 　　1860 年前后，太平天国克服了内部危机重新振作起来，并在长江下游地区接连重创清军；北方捻军也在江淮地区日趋活跃，成为太平天国的有力盟 军。农民革命运动重新高涨，使清朝政权再度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局面。与此 同时，《北京条约》订立后，英法等国的侵略者既获得了新的权益，便抛去 “中立”的假面具，明确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。法国公使向奕?提出，“愿为中国攻剿发逆，”所有该国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，悉听调遣。 　　英俄公使也有类似的表示。由是，清政府渡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危机，迎 来了“中外和好”的新局面。 　　1861 年 1 月（咸丰十年十二月），奕?等上《统计全局折》，“综计天下大局”，提出了应付时局的根本战略思想。他们认为，“自换约以后，该 夷退回天津，纷纷南驶，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，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， 犹可以信义笼络，驯服其性，自图振兴，似与前代之事稍异”。因之，英俄 诸国乃是“肢体”、“肘腋”之患，尚可妥协；但“发、捻交乘，心腹之害 也”，却是无可妥协的。奕?等人将“今日之势”比作魏蜀吴三国鼎立，他 们主张联吴伐魏，即联合西方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，故其设定的战略重 点是：“灭发、捻为先，治俄次之，治英又次之”。① 　　清政府要联合英法诸国镇压太平天国，说到底，就是想借重西方先进的 军事装备。经过两次鸦片战争，清朝大吏对西方船炮乃战守利器这一点，已 看得十分清楚。他们深信，没有西方的洋枪洋炮，是无法战胜太平军的。曾 国藩在创办湘军之初即采用洋炮装备其水师，由两广总督叶名琛源源供应“真 正洋装，选验合用之炮。”在总结湘潭、岳州两个战役湘军取胜的原因时， 　　① 《洋务运动》第 1 册，第 6 页。 　　曾国藩认为“实赖洋炮之力”，并要求清廷“尤须有洋炮继续接济，乃能收 越战越精之效。”②稍后他在安庆设军械所，开始竭力仿造西洋船炮。1862 年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，曾登上英法兵舰参观，更叹服不已。他说：“其大 炮之精纯、子药之细巧、器械之鲜明、队伍之雄整，实非中国所能及。”① 李鸿章购置西洋船炮的愿望，随着太平军越来越多地使用洋枪洋炮，变得愈 加急切。当时，“忠王军三分之一均有洋枪”。李秀成解天京之围时，带有 “开花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”，其火器精利“远优于湘军百倍。”②李鸿章向 曾国藩建议，“李秀成所部最重，洋枪最多”，“欲剿此贼，非改小枪队为 洋枪队不可。”③惟其如此，当英法等国表示愿意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时，清政 府从中央到地方便都出现了“借兵助剿”的鼓噪。肇端于购置洋枪洋炮的洋 务运动，最初的动因之一，就是要联合西方侵略势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 起义。 　　洋务运动同时还包含着强国御侮的目的。奕?等人在上述的奏文中也指 出：“窃为夷情之强捍，萌芽于嘉庆年间，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，至本年直 入京城，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。”他们虽然主张当务之急在联合各夷镇压 太平天国，但也没忘记指出，“该夷”毕竟为“仇敌”，不能“忘其害而全 不设备”，正确的策略是：“以和好为权宜，战守为实事。”④后来这一策略 思想被奕?、曾国藩诸人越来越明确地表述为：应充分利用剿灭“发匪”的 名义，掌握西洋船炮技术，以为长远御侮之计。奕?说：“现在江浙尚在用 兵，托名学制以剿‘贼’亦可不露痕迹，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。若于‘贼’ 平之后始筹学制，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，洋官必疑忌而挠阻，此又势所必 至者。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，洋人乐于见长之时，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 讲求，以期尽窥其中之秘。有事可以御侮，无事可以示威。”①曾国藩、李鸿 章也持同样的看法。 　　马克思、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论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 　　世界历史时说：“资产阶级，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，由于交通的极 其便利，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，”“它迫使一切 民族——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——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；它迫使它们 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，即变成资产者。”②从更大的历史场景看，归 根结底，洋务运动又是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所引起的积极回应。 　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，“天朝大国”竟败于西方“蕞尔小夷”，已反映 　　了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下，清朝封建统治之腐败及其岌岌可危。时人 惊呼是为“千古未有之奇变”，说明已依稀感受到了历史潮流的涌动。以魏 源为代表的一些志士仁人，急起“筹制夷之策”，他们大声疾呼，放弃无益 的虚骄心理，面向世界，研究夷情，尤其要以购买和研制西洋先进的船炮为 急务。魏源更明确提出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，并建议设立造船厂和 　　② 转引自贾熟村著《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》，第 449 页。 　　① 《李文忠公全书》，朋僚函稿，卷 2，第 46 页。 　　② 简又文：《太平天国全史》下册，第 2217 页。 　　③ 《李文忠公全书》，朋僚函稿卷 1，第 62 页。 　　④ 《洋务运动》，第 1 册，第 5 页。 　　① 《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》，《洋务运动》，第 3 册，第 467 页。 　　②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1 卷，第 255 页。 　　火器局，雇佣外国工匠制造新式船炮。这已是力图对依稀感受到的历史潮流 的涌动作出积极的回应。但因清朝统治者颟顸腐朽，魏源等人的主张不被重 视，故“廿余载事局如故”。 　　经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英法侵略军直入京师，咸丰帝逃死热河，这在清廷 内外引起极大震动：“夷祸之烈极矣”，“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许多 人痛切地认识到，中国已处于世界大潮之中，“夷夏”大防已变为“华、洋” 并列，清王朝面临着受制于“四夷”的危局。由是，人们重新想起了魏源“师 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。李鸿章说：“师彼（西方）之长，去我之短，今及 为之，而已迟矣。若再因循不办，或旋作旋辍，后患殆不忍言。”①奕?则强 调指出：“治国之道，在乎自强，而审时度势，则自强以练兵为要，练兵又 以制器为先。”②这话集中概括了洋务运动的目的、基本内容和实施步骤。不 仅如此，它强调“审时度势”，应将“师夷长技”当作自强之本、治国之道， 又说明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与林则徐、魏源的思想一脉相承，他们对世界资 本主义潮流冲击的回应，愈显自觉和积极。 　　洋务运动肇端之时，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外国资本主义侵 略势力为了确保其在华的利益，也要求清政府稍能振作有为，以便承担起代 理人的职责，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秩序。所以它们极力想影响和控制洋务 运动，将之纳入自己所需要的轨道。1866 年（同治五年），英驻华使馆参赞 威妥玛和总税务司赫德，分别向清廷提出了名为《新议略论》与《局外旁观 论》的条陈。二人在条陈中不仅都威胁清廷说，必须遵守和议，不然中华日 后不能“保其自主”，而且又都提出了“代谋变通之法”，即要求次第举办 “如水陆舟车，工织器具，寄信电机、银钱式样，洋火兵法等”。他们强调， 中外既结为一体，“盖其内政外交两节，今已互结，不能分论”。清政府若 “不肯借取新法，平治内乱”，其时外国利益不保，不能不自行干涉，瓜分 之事便难避免。③清廷虽不满威妥玛、赫德的咄咄逼人，于所论“代谋新法”， 却持肯定态度，以为“亦间有谈言微中之事”。但上谕是这样提出问题的： 二人“总以将来不能守信为疑，所陈轮车、电机等事，虽多窒碍难行，然有 为各国处心积虑必须力争之事，尤恐将来以保洋商为词，即由通商口岸而 起，??应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日后有备无患，并如何设法预防俾各国目前 不致生疑之处”，①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当统筹全局，陆续勘办。原来， 讲“自强”还有迎合外人不使“生疑”的一面，意思是：中国有能力自强， 以保证外人在华的利益。所以，洋务运动的产生，虽然是反映了洋务派对世 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的一种积极回应；但是，由于洋务派身处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中国，却又力主“曲全邻好”，承诺从根本上保证外国侵略势力在华的 权益，这就使得他们倡导的洋务运动不能不带上了半殖民地化的色彩。 　　1866 年，在赫德的活动下，清政府派总理衙门章京斌椿及同文馆学生数 人，随同他去英国考察。1868 年，清政府又在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 怂恿下，派他率领“中国代表团”赴欧美访问。该团共 5 人，竟有 3 人是外 国人。代表团抵美后，蒲安臣擅自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《中美续增 　　① 李鸿章：《筹议海防折》，《洋务运动》第 1 册，第 42、154 页。 　　② 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，同治朝，第 25 卷，第 1 页。 　　③ 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，同治朝，卷 40，第 24—27 页。 　　① 《洋务运动》，第 1 册，第 16 页。 条约》（亦称《蒲安臣条约》），承认美国享有掠夺华工以及在中国各通商 口岸设立学校的权利。 　　二 洋务派 　　在清政府内部，一部分倡导和推动洋务运动、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， 被称为洋务派。 　　洋务派在清朝中央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?、户部侍郎文 祥等人为代表；在地方上则以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为代表。后者多 是在长期镇压农民起义中掌握了地方实权的汉族封疆大吏。湘淮军阀在办洋 务的过程中，也逐渐形成两大洋务集团：以曾国藩、左宗棠为首的湘系集团 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。 　　曾国藩是最早由封建官僚转化为洋务派的人物。早在 1854 年，他就竭力 购置洋枪洋炮装备湘军，以镇压太平天国。1860 年后，他奏称：“目前资夷 力以助剿济运，得纾一时之忧，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，尤可期永远之利”。 　　①已明确提出了“师夷智”制船炮、开展洋务活动的思想主张。所以，他的洋 务实践也由单纯购买西洋枪炮发展到了仿制西洋船炮的阶段。曾国藩不仅广 泛网罗懂科技的专门人才，而且重用和提拔了一大批包括左宗棠、李鸿章、 郭嵩焘、丁日昌、沈葆桢等在内推进洋务运动的中坚和骨干。曾国藩去世较 早，所办洋务项目有限，但他在开创风气，培养人材等方面建树颇著，因而 成为公认的洋务派首领之一。 　　曾国藩由一个著名理学家演变为洋务派，但并未与过去的思想割断联系。理学家忠君卫道，修身养性等陈腐观念和思想作风，仍在他的洋务思想 中留下了烙印。例如，“求强求富”讲究“铢积寸累”的方式；办理对外交 涉强调“守定和议，绝无改更”，“坚持一心，曲全邻好”的所谓“忠信” 原则，就反映了这一点。前者使之满足于仿制西洋船炮，而缺乏进一步创办 近代化工业的宏大魄力；后者则 使之面对外国侵略，终归妥协退让，其洋 务思想不能不染上了半殖民地化的色彩。 　　左宗棠在洋务派首领中独具个性。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，他就不仅指出英国“包藏祸心”，是个积极的抵抗派、而且主张改造中国的旧式船炮， 是魏源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思想的积极拥护者。经第二次鸦片战争，其洋务 思想已十分鲜明。他说：“自海上用兵以来，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， 英、法、德、俄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，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，乘虚蹈瑕，无 所不至，此时而言自强之策，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。”②左宗棠的洋 务活动以造船为中心，旁及制造枪炮弹药和举办新式学堂。他认为，中国海 防师船落后，致启外人轻视之心，因之，“东南要务，以造船为先著”。① 他提出了“借不如雇，雇不如买，买不如自造”的名言，力主设立中国新式 的造船厂，且谓“内纾国计利民生，外销异患树强援，举在乎此”。②左宗棠 富有爱国激情，在反侵略斗争中卓有建树，此为曾国藩、李鸿章所望尘莫及。 　　① 《曾文正公全集》，奏稿，卷 15，第 14 页。 　　② 《学艺说帖》，《左宗棠全集·札件》第 575 页。 　　① 《同治五年十月初八闽浙总督左宗棠片》，《洋务运动》，第 5 册，第 19 页。 　　② 《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》，《左文襄公书牍》，卷 8，第 44、60 页。 　　但他久处西北，对世界大势的了解又明显逊于李鸿章。 李鸿章是举办洋务事业最多，成绩最为显著的洋务派官僚。1862 年他率淮军到上海后，目睹西洋船炮之精良，慨叹不已，以为“中国文武制度，事 事远出西人之上，独火器不能及”，③由是便以倡导洋务为己任。他曾对人说： “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，人人怕谈、厌谈，事至非张皇即卤莽，甚少不 误国。公可不喜谈，鄙人若亦不谈，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？中国日弱，外人 日骄，此岂一人一事之咎，过此以往自强者尽可自立，若不强则事不可知。” 　　④70 年代后，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得到了深化，视野愈形开阔。他认为，“必先富而后能强，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”。⑤自通商以来，洋货充斥， 利权大量外溢；中国既不能禁洋货不来，又不能禁民间不用，不若“亦设机 器自为制造，轮船铁路自为转运。”由是其洋务活动便超越了仿制西洋船炮 的阶段，而进入了办工厂、开矿山、修铁路以及举办轮船航运、电报通讯等 民用工业更为广阔的新阶段。同时，李鸿章将办洋务与“变法”即内政改革 联系起来，强调唯有“稍变成法”，才能出人才，精制造，“转贫弱而为富 强”。⑥尽管他的所谓“变法”还仅限于改革科举制度一类具体问题，远未触 及封建制度本身，但毕竟反映其洋务思想变得深刻和丰富了。 　　大学士、军机大臣宝鋆认为，在洋务派中，丁日昌“能致其精”，沈葆桢“能尽其实”，而李鸿章则“能见其大”。①所谓“能见其大”，就是具宏 观构想。李鸿章说的“外须和戎，内须变法”一句，将“和戎”、“变法” 与洋务联为一体，最能体现其洋务思想的总体架构。但其弱点也集中反映在 这里。“外须和戎”，固然包含着为推进洋务事业和内政改革应允许与外国 侵略势力作必要妥协，以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这一合理的思路；但是，更为 本质的问题在于，李鸿章畏敌如虎，“和戎”实成了对外一味妥协退让的代 名词。他说，西洋“轮船电报之速，瞬息千里；军器机事之精，工力百倍； 炮弹所到，无坚不摧；水陆关隘，不足限制；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”。 中国即与之抗，“彼之军械强于我，技艺精于我，即暂胜必终败”。②李鸿章 是战争必败论者，故时人说：“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，议战则李鸿章必落 人后。”③李鸿章既无意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，又试图在对外退让、屈和的基 础上，实现“求强求富”的洋务事业，这是其洋务指导思想的根本失误。也 正因为如此，他的洋务活动虽不乏成就，但终也无可避免地带上了半殖民地 化的色彩。 　　80 年代中期，随着左宗棠的去世，湘系集团的势力衰落，洋务集团形成了淮系一枝独秀的局面。清中央统治者慈禧、奕?乃取扶植洋务派后起之秀 张之洞的政策，以期牵制淮系势力。张之洞原为清流派健将，以批评朝政著 称。1881 年外放山西巡抚，思想开始发生变化。中法战争爆发后调任两广总 　　③ 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，同治朝，卷 25，第 9 页。 　　④ 《李文忠公全书》，朋僚函稿，卷 16，第 30 页。 　　⑤ 《试办织布局折》《李文忠公全书》，奏稿，卷 43，第 43 页。 　　⑥ 《筹议海防折》，《洋务运动》，第 1 册，第 54 页。 　　① 郭嵩焘：《养知书屋文集》卷 11，第 10 页。 　　② 《筹议海防折》，《洋务运动》，第一册，第 43 页。 　　③ 《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奏》，《洋务运动》，第 3 册，第 18 页。 　　督，在实践中深感中国军事和工业的落后，便大力办厂、开矿、筑路、练兵、 建立新式学堂，迅速组成了一个新的实力雄厚、自成系统的洋务集团。 　　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，发展近代工业，是接续了林则徐、魏源 等地主阶级改革派“师夷长技”的思路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将之付诸实 践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后继者。但是，也应当看 到，他们之间既有联系，又有分别。 　　二者都主张“师夷长技”以强国御侮，但林则徐，魏源等人既是言者， 又是行者，他们大多参加了反抗外国侵略的实际斗争。而洋务派面对外国侵 略势力的步步进逼，多主委屈求和妥协退让。此其一；林、魏等人是真诚的 爱国者，不谋私利。林赴戍过镇江，与魏源相见，郑重地将《四洲志》付托， 嘱其继续介绍世界史地以开风气。魏源不负重托，含辛茹苦终在《四洲志》 基础上，撰成影响深远的巨著《海国图志》。这感人的事迹，集中反映了他 们忍辱负重，为国为民的高风亮节。洋务派却在办洋务的过程中，乘机发展 个人或集团势力，假公济私，此其二；地主阶级改革派相信“民心可用”， 在一定程度上能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侵略斗争。这是他们思想的可贵之处， 为洋务派所不及。但是，当民族矛盾暂时缓和，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 盾时，他们又会毫不犹豫地参加镇压农民起义（如林则徐，姚莹都曾奉命驰 赴广西参加镇压太平天国，虽然前者中途病逝，未成事实），这一阶级局限 性与洋务派本质上是相同的。我们既不能因此而简单否定林、魏诸人，对靠 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洋务派也应作如是观。此其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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