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世纪中期的文学与科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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鸦片战争以后雄踞文坛，左右着士大夫文学趋向的是宋诗派和桐城派。 在道光、咸丰年间，清代诗坛出现了学习宋诗的潮流，形成了一个所谓 学人与诗人之诗合一的流派——宋诗派，又称“宋诗运动”。祁寯藻（1793—1866）、程恩泽（1785—1837）、郑珍（1806—1864）等是此诗派的健将。 他们写诗学杜甫、韩愈、苏轼、黄庭坚。后曾国藩出，专宗黄庭坚，“宋诗 运动”得到进一步发展，蔚然成风。 　　“宋诗运动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，它反映了清代诗人因不满意明代文人 一味模拟盛唐，走向形式主义的倾向，企图另辟新径。但因生活贫乏，思想 平庸，他们的创新仅限于形式上下工夫。他们标新立异，以生涩为贵，以险 怪为新，避熟就冷；而他们又多是显赫的官僚和考据名家，喜欢从经史乃至 训诂考据中寻找诗材，这样他们的创作便又走上了模拟宋诗的形式主义的绝 路。 　　程恩泽的诗文集、祁寯藻的《■■亭集》、《勤学斋笔记》、郑珍的《巢 经巢诗集》、何绍基的《东洲草堂诗集》等，是这一时期宋诗派的代表作。 他们的诗作多是些模山范水，官场唱和，描摹个人日常琐事的作品，追求闲 清雅趣，缺乏思想内容。还有一些攻击太平天国，阿谀朝廷的作品。但其中 有些山水记游诗写得自然、生动。他们中的个别人物，如郑珍写了不少关心 民间疾苦，反映现实生活，富有其家乡贵州风俗民情特色的诗篇。 　　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。它由康熙时期的方苞所开创，经刘大櫆、姚鼐等人的发展而臻于完善，称雄文坛。乾嘉时，桐城派一度衰落， 至道光朝又有复兴的趋势。在此期，桐城派作家主要是以姚鼐的四大弟子管 同（1780—1831）、梅曾亮（1786—1856）、方东树、姚莹为中心的一批学 者。桐城派主张“文以载道”和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合一的思想原则，强 调孔孟程朱的“道统”与韩、柳、苏、欧阳和归有光的“文统”之间的紧密 结合，为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服务，具有明显的封建性和保守性。但桐城派在 继承中国古典散文艺术传统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绩。如方东树提出为文要“善 因善创，知正知奇”；①梅曾亮主真情实感，要写“人之真”；②鲁一同强调 达性明事等，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文学命题。在散文风格上，他们追求简洁 明快，气象恢宏的阳刚之美，而且身体力行，留下不少传世佳作。此外，桐 城派的不少作者具有关心现实，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，其作品议论不离“经 济”。管同、鲁一同的不少文章敢于批评时政，揭露时弊，具有一定的思想 性，反映了对鸦片战争前后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。 　　咸同以后，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，桐城派有了进一步发展，进入晚清的 鼎盛期。由于曾国藩为该派盟主，此期的桐城派又被称为湘乡派。曾国藩自 诩为姚鼐的继承者，网罗贤才，广结名士，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的文学集团。 其中，吴敏树、吴嘉宾、钱应溥、刘庠、俞樾、张裕钊、黎庶昌、薛福成、 吴汝纶等，均为古文高手。为救古文流弊，曾国藩提出“并功、德、言为一 　　① 方东树：《答叶溥求论古文书》，《仪卫轩文集》，卷七，第 22 页。 　　② 梅曾亮：《太乙舟山房文集叙》，《柏枧山房文集》，卷五，第 19 页。 　　涂”的创作理论，用以纠正桐城派传统的“文以载道”、“道艺合一”旧说 的偏颇，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桐城古文的范围。黎庶昌说：百余年来桐城古文 “有文敝道丧之患。至湘乡曾文正公出，扩姚氏而大之，并功、德、言为一 涂。??使司马迁、班固、韩愈、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。”①曾国藩还提出“以 形写神”、文史并修、兼采百家的创作方法，倡导“雄奇瑰玮”、“光明俊 伟”②的文风。他的主张在晚清桐城古文的“中兴”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。 这个时期的桐城派作家留下了大量的作品，其中既有宣扬封建道统的平 庸之作，也有反映现实，忧国忧民的佳构良篇。郭嵩焘、黎庶昌、薛福成、 吴汝纶等人，或充驻外使节，或曾出国游历，其眼界、心胸之开阔，已与嘉 道时期的宿儒不可同日而语。他们以桐城派的“义法”和风格写下的许多日 记、游记、政论类文章，海外见闻与奇思异想交织在一起，读后使人耳目一 新。他们的创作扩大了古文的题材范围，为旧文体表现新事物作了有益的尝 试。薛福成的《观巴黎油画记》、吴敏树的《君山泛舟》、张裕钊的《北山独游》等文，都写得情景交融，引人入胜。 桐城派文法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，对戊戌维新运动以后脱颖而出的新派学者仍具吸引力。著名翻译家严复和林纾，为文皆宗桐城，造诣高深， 译作全用古文，译笔简洁、流畅、生动、传神，较好地发挥了桐城派古文在 文字表达方面的优点。这些说明，在近代白话文产生以前，以桐城派古文为 代表的旧文体还不乏生命力。 进步的文学潮流 　　早在鸦片战争前，文坛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满正统文派造成的“万马齐喑” 的沉闷局面，就已蕴酿着改革文风，而真正打破此种沉闷局面，首开近代文 学新风的人物是龚自珍。 　　龚自珍是力主“经世致用”和具有叛逆性格的著名思想家。他的文学创 　　作，体现了自己的思想与风格。龚自珍的诗，勇于面对现实，大胆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，因而成为他讥切时弊，倡言改革的有力武器。其《己亥杂 诗》，不仅指出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的威胁，而且对广大人民遭受封建剥削 的苦难表示同情。他写道：“不论盐铁不筹河，独倚东南涕泪多。国赋三升 民一斗，屠牛那不胜栽禾。”①龚自珍的散文，继承了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 统。其《明良论》、《乙丙之际箸议》、《古史钩沈论》、《尊隐》等作品， 以生动形象、寓意深刻的文字，抨击了清王朝的腐朽，尤其对封建官僚贪黩 聚敛、寡廉鲜耻的刻画，更是栩栩如生，入木三分，富有战斗性。他不满正 统文派“文以载道”的诗文理论，鄙视那些一味对封建当权者歌功颂德，粉 饰太平的无聊文字，主张为文作诗要直抒胸臆，表达真情实感。他说：唐以 来的大诗人“皆诗与人为一，人外无诗，诗外无人，其面目也完。”①龚氏的 诗文不仅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，带着浓厚的时代气息，而且想象丰富，风格 多样，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，有力地冲击了其时文坛上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 　　① 黎庶昌：《续古文辞类纂序》，《拙尊园丛稿》，卷二，第 11 页。 　　② 曾国藩：《鸣原堂论文》，《曾国藩全集》，诗文，第 554 页。 　　① 龚自珍：《己亥杂诗》，《龚自珍全集》，第 521 页。 　　① 龚自珍：《书汤海秋诗集后》，《龚自珍全集》，第 241 页。 　　的颓糜风气，首开一代关心国事民瘼的新文风。 　　1840 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，也激 发了广大爱国诗人的创作热情。他们以饱蘸民族义愤的笔墨，创作出大量反 映鸦片战争时期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敌的文学作品，使爱国主义的文学蔚为 大观，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 　　在这类作品中，反映鸦片战争题材的诗作占有重要地位，如林昌彝的《射 鹰楼诗话》，张维屏的《三元里》、《三将军歌》，梁信芳的《牛栏冈》， 贝青桥的《咄咄吟》，魏源的《寰海十言》等。林昌彝的《射鹰楼诗话》， 书名之“鹰”是“英”的谐音，即取“射击”英国侵略者之意，包含了诗人 对侵略者的正义声讨。他用激愤的笔调揭露了西方殖民势力东侵的祸心，写 道：“包藏祸心英吉利，七万里外轮船至。互市高楼鬼岛连，挟山奇货通天 智。洋烟流毒剧堪哀，茶药曷换洋米来。”②诗人们还用艺术的语言对清朝统 兵大员的昏庸无能作了辛辣的讽刺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。贝青乔 的《咄咄吟》描写了奕经部下将领张应云在大敌当前仍卧吸鸦片的丑态，他 写道：“瘾到材官定若僧，当前一任泰山崩。铅丸如雨烟如墨，尸卧穹庐吸 一灯”。③诗人们用更多的笔墨热情地欧歌了广大军民的抗敌斗争。朱琦的《关 将军輓歌》、张维屏的《三将军歌》，都以炽烈的激情表彰了关天培、葛云 飞等爱国将领身先士卒，奋勇杀敌，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，塑造了民族英雄 的艺术形象。这些作品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，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 力。 　　除了诗歌之外，此期还涌现出大量表达国人抗敌决心的文告、檄文，揭贴及民谣。广东人民及三元里民众曾张贴、散发过大量这类宣传品，如《全 粤义士义民公檄》、《粤民檄英夷文》、《乡民讨英檄》、《粤民示谕英夷》、《三元里居民示谕英夷》、《阖省城铺户居民等公启》、《致英吉利国领事官信稿》、《告谕英商大略》等。它们一般出自下层文人之手，内容爱憎分 明，感情真切，文字通俗易懂，直接反映了下层民众旗帜鲜明的爱国立场。 席卷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国革命不仅在军事上、政治上沉重地打击了清王 朝，而且在思想文化方面颇有建树。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都很重视文学的作用， 其颁行的文告强调：“文艺虽微，实关品学，一字一句之末，要必绝乎邪说 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，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。”①意思是要使文学成为 反对清王朝的“邪说淫词”的武器，服务于反清斗争。太平天国对清朝文坛 盛行的腐败文风深恶痛绝，揭露在封建文化专制统治下，“文士之短简长篇， 无非空言假话；下僚之禀帖面陈，俱是谗谄赞誉”，文人“甘居鞑妖之下， 不务实学，专事浮文。”②提倡“文以纪实”、“言贵从心”、“朴实明晓” 的文风。1861 年洪仁玕等发布《戒浮文巧言諠谕》，要求合朝内外官员士人 为文必须“弃伪从真，去浮存实，”所有“文移书启，总须切实明透，使人 一目了然，才会天情，才符真道。”③这些精神基本上在实践中得到贯彻。通 观太平天国发布的诏书、檄文和其他文件，多文字朴实，通俗易懂。其领导 　　② 林昌彝：《广州采风杂感》，《林昌彝诗文集》，第 194 页。 　　③ 《鸦片战争》，第三册，第 159 页。 　　① 《太平天国》，第 2 册，第 551、525 页。 　　② 《太平天国》，第 2 册，第 551、525 页。 　　③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：《太平天国文书汇编》，第 101 页。 　　人还通过诗歌的形式传达命令，鼓舞士气，写得感情充沛，朗朗上口，便于 在民众中流传。 科技与译书 　　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向前发展，取 得成就较大的领域有数学、物理学、天文学、植物学及工艺制造。 　　李善兰像 在数学领域，学者辈出，著述如林，卓有建树的数学家主要有：罗士琳（1789—1853）、项名达（1789—1850）、顾观光（1799—1862）、徐有壬（1800—1860）、戴煦（1805—1860）、李善兰（1811—1882）、汪日桢（1812—1881）等。他们继承了中国古代数学的传统，在整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有所创新，填补了某些数学研究的空白领域。有的还借鉴了西方数学的成 果与方法，把传统数学研究引入一个新的境界。例如：罗士琳曾用 12 年的时 间写成《四元玉鉴细草》24 卷，对几乎成为绝学的元代朱世杰的《四元玉鉴》 作了深入的研究和阐释，把中国数学界对级数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。清代 以前，始终没有一本全面反映我国数学研究成果的专著。直到清嘉道年间阮 元主编的《畴人传》问世，才填补了这一空白。1840 年罗士琳继阮元之后， 编著《续畴人传》6 卷，对前书作了进一步的补充。在 40 年代，一些中国数 学家在没有接触西方数学的情况下，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，取得了接近西 方微积分学的研究成果，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。1845 年，数学家 李善兰写成《方圆阐幽》、《孤矢启秘》、《对数探源》等 3 部著作，创立 了“尖锥求积术”，列出了 10 条概括性命题来阐述尖锥术的基本原理。他用 尖锥的面积来表示 xn，用求诸尖锥之和的方法来解决各种数学问题，实际已 经得出了有关定积分公式。项名达在 1848 年写成《象数一原》6 卷，通过科 学分析和逻辑推理，在中国数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求椭圆周长的正确方法，与 西方近代数学用椭圆积分法所得相同。这说明，如果没有西方微积分的传入， 中国数学家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实现传统数学从初级向高级的转变。 　　在物理学方面，郑复光经过 10 年时间写成我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的光学专著《镜镜詅痴》，并于 1846 年付梓刊行。这部专著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几何 光学的基本原理，而且介绍了各种类型的光学仪器、器具的制作方法。尽管 他对有些问题的论述不尽符合科学原理，但就全书而言，则以独特的表达方 式，说出了与西方近代几何光学本质上一致的结论，从而将我国古代光学研 究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。 　　在天文学方面，顾观光撰写了《周髀算经校勘记》、《读周髀算经书后》等论著，不仅对《周脾算经》这部产生于公元前 100 多年的天文学名著作了 订正，而且发挥了他对此书中天文学观点的见解，有助于后人对我国古代天 文学的研究。顾氏还写成《开元占经鲁历》，详细地将我国历代的历法与西 历、回历加以比较，探讨了用新的方法来计算古历法中闰年误差日的数值计 算。 　　在植物学方面，吴其濬前后用了 7 年时间，于 1847 年写成《植物名实图 考》一书。全书 7 万余字，凡 38 卷，分 12 大类，记载植物达 1714 种，附图1800 多幅，涉及的学科门类有植物学、农学、药学、林学、园艺学诸方面， 内容极为翔实丰富。与《本草纲目》相比，该书所收录的植物品种增加了 519 种，可以说是集中国传统植物学之大成。《植物名实图考》还受到国外学者 的重视，曾经传入日本，受到日本学界的高度评价。至今许多国家的图书馆都藏有此书。 在工艺制造方面，著名的工艺师丁拱辰、龚振麟对于新式火炮的制造技术贡献尤大。在鸦片战争期间，他们都参加了清政府改进武器的工作。丁拱 辰发明了滑车绞架，增强了火炮移动的灵活性。又发明了实心弹和通心弹， 减轻了弹体重量，增加了射程。龚振麟在兵器制造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发明铁 模铸炮法和枢机炮架。此外，他们还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写成有关火器制造 方面的著作。如丁拱辰撰有《演炮图说》、《演炮图说辑要》；龚振麟著有《铸炮铁模图说》、《枢机炮架图说》、《铁模铸炮法》等。其水平远远超 过明末出版的铸炮名著《则克录》。铁模铸炮为龚振麟首创，西方国家在 30 年后才采用此法。 　　译介西方自然科学的著作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科技界出现的一件大事。 这项工作的开展对中国科技从传统走向近代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　　在 40—50 年代，中国学者李善兰、王韬、张福僖等人在上海先后与外国 传教士伟烈亚力、艾约瑟、韦廉臣等通力合作，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西方 科学著作。由李善兰参予翻译的有：《几何原本》（后九卷）、《代数学》、《代微积拾级》、《植物学》、《谈天》、《重学》等；王韬参予翻译的有：《西国天学源流》、《西学图说》、《重学浅说》、《华英通商事略》等。 张福僖译有《光论》。此外，英国教会医生合信在这个时期出版了《西医略 论》、《妇婴新说》、《内外科新说》等医学著作。这些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后 20 年间译介西方科技的主要成果。这些著作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将西方近代代数、几何、微积分、物理学、天文学、植物学及医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引 进了中国。尽管这些科学新知还十分有限，但它毕竟开阔了国人的眼界，促 进了 中国与世界科学文化的交流，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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